中国经济网北京7月2日讯 音乐喷泉所带来的“美丽的呈现”是否可以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或者应该作为哪种作品类型而受到著作权法保护？6月28日，在第三期“版权产业学院论坛”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著作权委员会主任张晓霞以经典案例“音乐喷泉案”的审理过程阐述了视听作品的版权归属问题。张晓霞指出，2021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将视听作品纳入到作品的法定类型中，避免了因作品类型的局限性而对法官造成的适用法律的桎梏，更有利于促进法官对新的智力创新成果的保护。
本次论坛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指导，《中国版权》杂志社主办。论坛围绕着音乐及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厘清、版权出海的授权及维权机制等行业热议问题开展研讨和业务交流。
据《2020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音乐产业总规模达3950.96亿元，同比增长5.42%，以数字音乐为主的核心层产业保持了8%以上的高速增长。
音乐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著作权的归属问题，行业内外侵权现象屡有发生。如何界定音乐作品使用中的版权归属？北京韬安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王军律师从律师的角度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不同的音乐使用场景和使用方式，往往对应着不同的权利主体和著作权项，例如当音乐作品作为背景音乐使用时，权利主体为词曲作者、录音制作者和表演者，使用人需要获得“三重授权”；当作为表演为核心的使用、演绎性使用或随机性使用时，权利主体为词曲作者，涉及的权项视具体情形可能包括表演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摄制权等等。
在音乐使用当中，对原作重新“编曲”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改编”？王军认为，需要对具体案件进行个案分析与判断。一般而言，“编曲”与“改编”的区别在于，“编曲”可以依赖于主旋律，也可能独立于主旋律存在，“编曲”本身是否构成作品不能一概而论；而“改编”是指在原作品基础上改编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因此，在对个案进行评价时，涉案‘编曲’行为是否构成创造性的劳动、是否产生了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应作为判断该行为是否构成改编的核心标准。”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文聪认为，音乐作品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的音乐作品不仅包括词曲作品，还包括演唱、演奏和首次录音。同时，音乐作品往往由两人以上合作创作完成，著作权归合作作者共同享有。判断是否为合作作品，应当从作者之间是否具备共同创作的意愿和共同创作的行为两个要件来分析，“共同创作”决定了智力成果是不能机械分割的。
“另外，为了激励创作，保障创作者利益，在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下，职务表演的著作权(或邻接权)应当归属于演员而不是演出单位。著作权保护的是首次录音，即智力创作成果，而非录音‘制品’这一复制件，新《著作权法》虽然给录音制作者增加了机械表演权和广播权，但却将其放在了法定许可的范畴。”熊文聪说。
“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的内容有利于保护原有词曲作者的著作权，增加了唱片公司获取收益的渠道，肯定认可幕后工作者的付出，促进了音乐生态的良性循环和发展。”Mood Media亚洲区副总裁兼总经理刘俊铭说。
“音乐无国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软实力建设对于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数据显示，版权国际贸易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具有特殊作用，在文化出口当中占据核心地位。而音乐和视听作品的出海也离不开版权的保驾护航。
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授权业务总监高小然认为，从音乐产业链上游来看，中国音乐市场拥有海量音乐资源，音乐版权带来的长尾效应应当在商用领域得到价值体现。在欧美地区数字音乐版权概念形成时间相对较早，体系化、标准化的类似电商交易流程已经成形。从下游看，企业端市场，内容制作、广告营销、终端内嵌、商超公播等领域对于音乐有刚需，但整体付费意识不高。“我相信随着中国正版化的深入推进和社会版权意识的全面普及，中国音乐在海外的数字音乐市场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希望版权方加以重视，从而取得自己应有的收益。”
版权如何助力音乐及视听作品走进海外市场？高小然提出两点建议：其一，有效利用社交媒体，做好内容运营，其二，通过了解海外版权制度、海外音乐版权盈利模式，为版权出海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和收益测算依据。
